在科技发达的今天，“扫把村”的扫把还在以极低廉的价格销售，生产模式还是依靠纯手工编扎。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宜都市红花套镇杨家畈村家家户户扎扫把，一个村年产扫把2000万把，全国各地都能看到杨家畈村的扫把“手笔”。

　　到了九十年代后期，伴随扫把拖把产业的升级换代，特别是创新、科技、品牌的注入，这个曾经的“扫把村”终究还是要面对市场的变革和冲击。

　　如今，全村仍在扎扫把拖把的村民只剩下两成，且大部分是留守的老人在坚守，他们的生产销售模式让人同情又无奈。也许转型升级就是在痛苦后的必然选择，这不仅需要老人们转变思想，也需要年轻人传承与发扬。

　　阴雨笼罩的午后，兰朝全坐在偏房里剪棕片，卷棕毛。这里就是他扎扫把的手工作坊。

　　一把扫帚扫天下

　　2月20日下午，预报的雨雪降温天气如约而至。坐在艾家志的房里，仿佛还能感受到“扫把村”的辉煌。

　　艾家志是这个“扫把村”发展断代的重要节点。他的父亲艾圣良做出了这个村第一把“商品意义”的扫把，并成就了这个村的传奇。“今时不同往日，我们现在做的都是淘汰产品了。”艾家志拿着电钻在一块80公分长的木板上钻满眼子，扔给坐在一旁的妻子古菊芳。古菊芳攥着尼龙线和布条，在木板上穿针引线，10分钟不到，一把拖把的半成品就出来了。最后插上拖把棍，一把拖把就扎好了。艾家志说，就这样一把拖把，卖给日杂批发商只有10多块钱。除去成本，赚个几块钱。

　　艾家志的父亲艾圣良是杨家畈村的传奇人物，老人已去世多年，如今子承父业，却遭遇最困难时期，“我不会放弃，扫把拖把就跟牙膏牙刷一样，是生活必需品，它是有市场的。”

　　62岁的邓代全退休前是杨家畈村书记，在村委会工作了一辈子，他亲历了“扫把村”的辉煌时期。“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艾圣良在宜昌捡渣货，无意中捡到一把棕毛扫帚。”邓代全回忆，这把棕毛扫帚启发了艾圣良，这个东西技术含量几乎没有，原料也普通，他开始琢磨做扫帚了。于是第一捆扫帚“偷偷摸摸”运到了宜昌售卖一空，赚钱效应让大家都跟着做了起来。

　　上世纪八十年代，从红花套开出的中巴客车，顶棚的货架上都装着一捆捆棕毛扫帚，运到了宜昌、荆门、武汉，甚至更远。

　　杨家畈村扫把生意的最高峰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邓代全说，那时年产量有2000万把的规模，全村上千户村民都在做扫把，“销往9省10大市，连湖北省前省委书记关广富都称赞我们村‘一把扫帚扫天下’。”

　　为什么会做这么大？邓代全分析，改革开放初期，商品经济逐渐兴起，随着城市化的开始，扫把的需求量猛增。“当时湖北省内用的扫把几乎都出自杨家畈村。”邓代全说，光靠扎扫把，村民一年人均至少有2000多元收入，“这在当时的农村不是一个小数字。”

　　进入新世纪，随着商品楼房的普及，棕毛扫帚销量开始缩水，杨家畈人除了扎扫把，又学着做拖把，但与生俱来的发展弊端此时也开始显现。“一头在内，两头在外。”邓代全解释，扫把拖把的所有原材料都是在外购进，销售市场也集中在外头，“我们只是在屋里做简单的加工组装。”这种单一的家庭作坊模式，注定要承受更多的销售风险和成本压力。

　　庭院经济受冲击

　　5分钟，兰朝全就扎好了一把扫把。61岁的兰朝全已经扎了30多年，“闭着眼睛都能扎了”。

　　他的工具很简单：一把剪刀。原材料只有四种：棕片、稻草、竹棍以及尼龙线。

　　像兰朝全这样的手工作坊，在杨家畈村还剩300户。也就是说，现在全村只有两成的农户在农闲之余，继续扎扫把拖把。“以前大家围坐一起，一边谈笑风生，一边忙不停地扎扫把，不少人都靠这家门口的庭院经济发家致富，现在这种场面不复存在了。”兰朝全说。

　　手工作坊也有奇特之处。兰朝全的扫把所需要的原材料，全部靠购买。“棕片是从五峰、恩施等地买来的，2.5元一斤。竹棍3角钱一根。尼龙线9元钱一斤。”兰朝全说，原材料价格比原来涨了好多倍，扫把还是卖3块多钱一把。

　　在兰朝全的偏房里，堆满了棕片和竹棍，棕片上洒满了水，“不洒水，卷棕片灰太大。”兰朝全拿起一块剪好了的棕片，在里面夹一些稻草卷裹起来，再用线系紧，一指棕毛就做好了。

　　兰朝全的老伴在旁当下手，削一根细长的竹尖，插进竹棍当横梁，再把卷好的一指指棕毛用尼龙线固定在横梁上，“有人只夹8指，我们夹了9指棕毛，扫起来更宽大厚实。”

　　就这样，兰朝全和老伴一天可以扎50至100把，一把扫帚赚个块把钱。

　　扫把卖给了贩子，也就是经纪人，他们在宜昌等地开有门面，并有稳定的客源，“接到贩子订单，我们就开始做，平时我在工地打混凝土赚钱，扎扫把只是副业。”兰朝全说。

　　因为扎扫把利润太少，灰又大，现在艾家志改扎拖把。“这些化纤布料都是从江浙运回来的，吸水性强，经久耐用。”“到外面才发现，我们现在的做法就像原始社会。”艾家志说，江浙的扫把拖把生产分工已经很细了，而且还有资金投入新产品的研发。从模具厂、布料厂、成品车间、销售车间，完全实现工业机械化一条龙生产。

　　给他印象最深的是有几家扫把厂家，先是改革拖把手柄，如设计成可以伸缩的，材料改成不锈钢的；后来改革拖把的“拖毛”，把尼纶丝重新打成花，然后纺成线，再合成股，最后用到拖把上。甚至连绞干都想到了，根本不用手去拧干，在手柄上轻轻一拉，“拖毛”上的水就挤干了。

　　艾家志羡慕地说，别人的扫把拖把都是放在超市里面，用漂亮的盒子装着卖。而杨家畈村的扫把拖把还是最低端的样式和材质。“女儿搬新房，我扎了一把拖把送给她，她嫌不好看没要，还在网上给我买了一把更高级的拖把。”艾家志笑着直摇头。

　　惋惜不甘求出路

　　最让艾家志感到危机感的是，宜昌本地扫把市场被外来者入侵。“现在三峡物流园日杂批发部有很多拖把都来自襄阳的一个厂家。”艾家志说，他们是工业化生产，一车车地往宜昌拖，“不仅外观漂亮，价格还比我们便宜。”

　　艾家志感觉利润空间越来越小。“我们生产的都是低端产品，价格上不来。”而销路主要面对的是厂矿企业、学校、机关单位等，近年来各单位大幅削减预算开支，所以销售越来越艰难，村里扎扫把拖把的人也越来越少，不少年轻人选择外出打工或转行，“扫把村”优势全无。“扫把村”为什么不顺应改革呢？退休的老书记邓代全坦言难度太大。依靠杨家畈村单个的农民投资，来搞改革，“搞不起”。“村里以前也曾想设厂统一生产经营，但每天有五六万把的扫帚要运出销售，量太大无法控制渠道，想想还是不敢搞。”

　　就连已经很低廉的价格，也无法形成统一。艾家志说，因为是纯手工的家庭作坊，某一个价格，有人认为低了，又有人认为可以了，“互相压价，自做自销，农民意识不统一”。“村里以前有人成立合作社，卖扫把拖把的原材料，结果有的村民嫌价贵，自己到外面找买家，合作社也垮了。”说起这事，村民王功新仍记忆犹新。去年，王功新的儿子在宜昌金东山租门面开门市部，又买了货车，当起扫把经纪人，还参加单位招投标，接订单，收扫帚，扎拖把，把村里的扫把产业发扬光大。

　　如今，随着宜昌驾考中心的落户，带动全村餐饮、租房快速升温，不少村民又有了新的营生。回想“扫把村”过去的辉煌，艾家志甚觉惋惜，也很不甘心：“扫把有市场，我们需要政府扶持，只要管理好了，人心齐了，扫把生意还能做大做强。”

　　兰朝全则担心扎扫把这门老手艺，还能存留多久。“这把扫帚我用了好多年都是好好的，手扎的棕毛扫帚质量好，企业单位用得着。”

　　“扫把产业，我们不会放弃。”杨家畈村现任书记吴连富提出“三业并举”：稳定扫把洗把手工业，提升柑橘改良种植业，挖掘餐饮住宿第三产业。至于如何稳定重振扫把产业，目前还没有具体方案。不过，吴连富说，依托红花套综合码头的建设，杨家畈将建商贸物流园，“无论是扫帚还是柑橘，起码我们有了运输上的优势。”